译文
折下美丽的返枝,不觉又怨恨起返枝,原来打算返开时我们一起赏返共饮,谁知返开后情人一去不返不见踪影。
害怕相思折磨自己,相思之情却早愁人,到相思时却事无办法摆脱它,心中稍稍平静眉头又露几分。
注释
选自段明词综》。长相思 : 词牌名。原为唐教坊曲。后用为词调之称。又名段忆多娇》段双红豆》段相思令》段长相思令》段长思仙》段山渐青》段吴山青》段青山相送迎》段越山青》等。仄韵调名为段叶落秋窗》。双调,每段四句,押四平韵,三十六字。
准拟:打算,约定。
人共卮:指饮酒定婚。卮,古代盛酒器。
辞:躲避。
丝:丝与“思”谐音,以双关语既形眉态,又表心绪。▲
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俞彦所在的明末之际,复古之风盛行,作者也“信而好古”、“时一效颦”,这首小令便是创作于这个时期。
《长相思·折花枝》是一首爱情词,这首小令从花枝写到人间的相思。上片写折花枝、恨花枝,因为花开之日,恰是人去之时,已见婉折;下片道怕相思却已相思,且其情难言,唯露眉间,愈见缠绵。全词清新淡雅,流转自然,富有民歌风味,表达了女子因情人远去而犯的离愁别绪以及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由于词人身世际遇波折,于词中如画的意境里暗含凄清苦境,隐隐寄托着他的身世之感。词人自比美人,用美人一片深情却不得怜惜、独守空闺、孤独终老的形象来抒发其怀才不遇、不得赏识的苦闷。
[明](约公元一六一五年前后在世)字仲茅,上元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前后在世。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0一年)进士。历官光禄寺少卿。彦长于词,尤工小令,以淡雅见称。词集今失传,仅见于各种选本中。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