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是天宫里掌管山水的郎官,天帝教我这样的狂放不羁。曾多次批过支配风雨的手令,也多次上奏留住彩云,借走月亮。
我自由自在,吟诗万首不为过,喝酒千杯不会醉,王侯将相,我何曾放在眼里?就算是在华丽的天宫里做官,我也懒得去,只想插枝梅花,醉倒在花都洛阳城中。
注释
清都山水郎:在天上掌管山水的官员。清都,指与红尘相对的仙境。
疏狂:狂放,不受礼法约束。
支风券:支配风雨的手令。
章:写给帝王的奏章
觞(shāng):酒器
玉楼金阙慵(yōng)归去:不愿到那琼楼玉宇之中,表示作者不愿到朝廷里做官。
参考资料:
此词系作者从京师返回洛阳后所作,故题为“西都作”。该词是北宋末年脍炙人口的一首小令,曾风行汴洛。词中,作者以“斜插梅花,傲视侯王”的山水郎自居,这是有深意的。据《宋史·文苑传》记载,他“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年间,钦宗召他至京师,欲授以学官,他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究拂衣还山。这首《鹧鸪天》,可以说是他前期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前半生人生态度和襟怀抱负的集中反映。
上片主要写作者在洛阳时纵情于山水,豪放不羁的生活。首句以“山水郎”自居,写自己热爱山水乃出于天性。直抒自己的生活理想,他不喜尘世,流连山水。接下来“天教分付与疏狂”则声称自己懒散的生活方式和狂放的性格特征亦属天赋,因而无法改变。这两句充分表现出了词人的性格特征,坦荡直爽,豪气四溢。 “曾批给雨”二句以天意抒怀抱,透露出作者远避俗世,怡然自得的心理。这二句充满了浪漫的精神,富于神奇的幻想,不仅对首句进行了绝妙而风趣的解释,而且透露了他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对世俗发自内心的鄙弃。
下片用巧妙的方法表现作者赛神仙的淡泊胸怀。“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写作者诗思的丰富,酒量的很大,隐逸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表现为对诗与酒的钟情。面对“侯王”几曾看过,凸显词人对功名富贵的鄙夷,面对王侯的傲骨铮铮。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二句表现出作者不愿意返回京城官场,只想纵诗饮酒,与山水为伴,隐逸归老。玉楼金阙,本是人人羡慕向往的荣华富贵,但词人用一“慵”字,十分准确地表现了自己鄙薄名利的态度,相反对于“插梅花醉洛阳”的生活却十分欣赏留恋,体现名士的清高、名士的风流,“梅花”是高洁的象征,这里意在言词人的品性高洁。将高洁与疏狂的品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表现出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狂放。
全词清隽婉丽,自然流畅,前后呼应,章法谨严,充分体现了作者蔑视权贵、傲视王侯、潇洒狂放的性格特征。
此词体现了词人鄙夷权贵、傲视王侯的风骨,读来令人感佩。无论从内容或艺术言之,这首词都堪称朱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首“天资旷远”,婉丽流畅的小令。全词清隽谐婉,自然流畅,而且前后呼应,章法谨严。上片第一句“天教懒慢带疏狂”,下片的“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表现了词人的潇洒、狂放和卓尔不群,照应了“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则照应了“懒慢”。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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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 (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历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都官员外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致仕,居嘉禾。绍兴二十九年(1159)卒。有词三卷,名《樵歌》。朱敦儒获得“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楼钥《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
立部伎,鼓笛諠。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
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
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
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雅音替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
圆丘后土郊祀时,言将此乐感神祇。欲望凤来百兽舞,何异北辕将适楚。
工师愚贱安足云,太常三卿尔何人。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