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才享受相逢的喜悦,一霎时又要离别。我心里是那样的悲痛,实在难分又难舍。画船载走了你,也载走了春光,只空空留下让人惆怅不已的半江明月。
注释
双调:宫调名。寿阳曲:曲牌名,又名“落梅风”。
朱帘秀:元代著名女演员,艺名珠帘秀。
早:在词句中往往有“已经”的意思。间别:离别,分手。
痛煞煞:非常痛苦的样子。
将:语气助词。
春:春光,美好的时光。一语双关,亦暗指朱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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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的开端,全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盖作者当时的感情澎湃,不可遏抑,于是脱口而出,不暇推敲,越去粉饰,越有真意;越少做作,越近自然,越能叩开人们的心扉。“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正是作者的“真”,正是作者“心头舌尖”必欲说出的一句话,因而在感情色彩上特别显得真实、强烈而深刻。“才”字极言欢悦之短促,“早”字极言离别之骤然,两句合在一起,正是古人所说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欢乐的相会遽然跌入无情的分离,作者“割舍”时的痛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痛煞煞”用口语,越是平易不加修饰,越见出感情的真挚。“好难割舍”四字,虽无人物形态、语言上的具体描写,却将两情依依、久驻难分的一幕,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诗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语言加工整形一番,不能热辣辣直诉肺腑,而这就是散曲的优势所在了。
化俗为雅,变熟为新,是作曲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支曲子的结尾,在极俗极熟的声口之后,继之以极雅极新的曲辞,使之“俗而不俗,文而不文”。“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固然是从宋人俞国宝的“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风入松》)的句意脱化而来,但比起俞作更富韵味,更具形象。作者在《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中有句云:“系行舟谁遣卿卿。”可知当初朱帘秀是乘着船来到此地的。如今,尽管难分难舍,她终于还是再一次跨上了行舟,船儿也终究离开了江岸。作者不忘叙出那是一只“画船”,因为只有这样的船只才能配合美人的风韵。“画船儿”是美的,可惜却越离越远了,而且作者觉得它载走了生活中的美,载走了希望,载走了春天。好像朱帘秀一去,春的温暖,春的明媚,春的生机和活力,都被那只画船儿载走了,于是作者的空虚寂寞、凄凉惆怅之感,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透露出来。末句“空留下半江明月”,进一步从眼下的留存来衬出失落的惨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许浑《谢亭送别》:“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关汉卿《四块玉·别情》:“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都是在离人远去的失落之后,借以眼前的景语,且都带有象征的意味。此曲也是一样,作者举目四望,只留下了江上冷清清的月影,在近处的波面上瑟瑟晃漾。“半江明月”除了孤寂感外,还有一种残缺感,它正是作者送别朱帘秀后的残破心灵的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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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挚(1242-1314),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蒿翁。元代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至元5年(1268)进士,任过廉访使、翰林学士。诗文与刘因、姚燧齐名,世称“刘卢”、“姚卢”。与白朴、马致远、珠帘秀均有交往。散曲如今仅存小令。著有《疏斋集》(已佚)《文心选诀》《文章宗旨》,传世散曲一百二十首。有的写山林逸趣,有的写诗酒生活,而较多的是“怀古”,抒发对故国的怀念。今人有《卢疏斋集辑存》,《全元散曲》录存其小令。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