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世居汉代楚国彭城,仕于京师长安,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徐州),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刘歆之父。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列仙传》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
新序
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说苑
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传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别录
书目名。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二十卷。西汉刘向撰。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其子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刘向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秋八月,鉴于秘府之书颇有散亡,诏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领导校勘、整理采访来的书籍。他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术数;李柱国校方技。在三阁校书19年,把数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宫廷藏书重加整理。每校完一书,乃条贯篇目,撮其旨意,编成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别录》,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目录工作的先例。方法为:广罗遗本,较之异同,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然后再写定正本,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有:叙撰人之生平,辨书籍之真伪,剖学术之源流。《别录》记录了上古至西汉的文化典籍,为古代文化史之精华,对后世目录学、分类学有极深远的影响。该书已佚,今从《七略》可窥一斑。
提倡诸子学说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 《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① 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 , 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 (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 ③。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 通万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说: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如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既然诸子各家皆为 六经之支与流裔 ,那么在当时 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 的情况下, 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①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神学观点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张袂成阴 一作:张袂成帷)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 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晏子对曰:“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诸侯也,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若其衣服节俭而众说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身服不杂彩首服不镂刻。古者尝有处橧巢窟穴而不恶,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归其仁。及三代作服,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洁,而不害于动作。服之轻重便于身,用财之费顺于民。其不为橧巢者,以避风也;其不为窟穴者,以避湿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过足以敬,宫室之美过避润湿,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仇。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若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穷台榭之高,极污池之深而不止,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则亦与民而仇矣。若臣之虑,恐国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愿致诸侯,不亦难乎!公之言过矣。”
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槀邑。晏子辞曰:“吾君好治宫室,民之力敝矣;又好盘游玩好,以饬女子,民之财竭矣;又好兴师,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财,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婴之所为不敢受也。”公曰:“是则可矣。虽然,君子独不欲富与贵乎?”晏子曰:“婴闻为人臣者,先君后身,安国而度家,宗君而处身,曷为独不欲富与贵也!”公曰:“然则曷以禄夫子?”晏子对曰:“君商渔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 婴之禄,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无事焉,请以从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问大国,大国之君曰:“齐安矣。”使人问小国,小国之君曰:“齐不加我矣。”